管益农｜相伴三十载依依情萦怀
时间: 2025-05-14 22:33:25 | 作者: 细粉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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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效的生命其实很短暂。按正常退休年龄计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充其量也就是四五十年。对于奔八的我来说，职业生涯的四五十年可以说是顺顺当当的过完了，很简单，就两段，先是当了23年兵，后来又办了30年的报纸，二者加起来超过了50年。
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从部队转业后于1993年5月7日进入城市金融报社的，到2023年年底我76周岁之时正式离开报社，与这张报纸不知不觉相伴了足足30年。
截至今年，城市金融报走过39年的历程，而留下我足迹的就有30年。我经历了这张报纸发展壮大和改革转型的全过程，既是践行者，也是见证者，一路走来，感慨良多。回首往事，觉得还是有不少值得纪念的东西。尤其是其间既辛苦又充实、既奔忙又快乐的记者生涯，特别令人难忘。
城市金融报长期以来实行编采合一的体制，我曾先后编辑过要闻版、基层新闻版、经营管理版、读书生活版和副刊版，担任过多年主管编采业务的副总编辑。在完成编审稿任务的同时，挤出时间深入各地进行采访，是我的职业习惯。全国除台湾、西藏外的省市区跑过好几个圈，特别是2000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要下基层采访一百余天、写稿十几二十余万字。
当记者的都知道一句铭言：“新闻是跑出来的。”这话说起来容易，要实际做到就得下些功夫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作为一名称职的记者，要想写出高质量的好稿，必须苦练采访基本功，这个基本功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必须做到“五到”：耳到、嘴到、腿到、眼到、手到。“耳到”是指记者要有灵敏的消息来源，多听；“嘴倒”是要多问，听到的毕竟只是消息来源，多问几个相关者，可能会对事件了解更深；“腿到”是指要多跑路，坐在办公的地方是写不出好新闻的；“眼到”是指记者最好能亲自深入事件发生的现场，亲眼看到尽可能多的真实的情况；“手到”，就是要把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及时记下来，整理梳理，然后写出报道。说起来，这“五到”都是很“小儿科”的新闻常识，但却非常管用，它是一切大腕记者的“看家法宝”，也是媒体人最值得传承的优良传统。
基于这样的认识，到各单位采访，我从来不依赖对方提供的现成材料或只听上层介绍，而是必须到现场，亲自掌握第一手素材。长此以往，许多基层员工不仅当时是我采访写稿的对象，而且成为彼此信赖长期交往的朋友。前几年媒体搞“报人散文大赛”，我写了《用脚思想》一文被选登，其中就记述了我当记者的诸多感受。的确，好稿子不是坐在书桌旁冥想出来的，它一定是深入实际用双脚跑出来的。
我曾奔赴1998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在江堤堵漏现场采访工行荆州分行3000名员工严防死守荆江大堤的英雄壮举，记录下许多可歌可泣的素材；我曾冒着酷暑驱车二十余天在大漠戈壁奔波，跑遍了新疆南疆所有州和大多数县，寻访工行汉族和维族员工亲密携手共创佳绩的感人事迹；我曾三下曹妃甸，实地探察这块“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地下储有大油田，腹地广阔有支撑”的“人造地”，是如何在争议中发展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深入报道了工行人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与巨大奉献；我曾远赴呼伦贝尔盟、锡林郭勒盟、兴安盟以及呼和浩特、包头、赤峰、满洲里等地，全方位采访报道内蒙古工行人在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攻坚克难、拼搏进取，迎来经营绩效“北国之春”的不俗业绩；我曾顶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踏着深及小腿的积雪，在吉林的黑土地上追踪农安县工行人服务实体经济的足迹，和员工们一起为该行上世纪90年代率先成为扭亏增盈的县域支行而流下激动的泪水；我曾随同中国工商银行老行长张肖“回娘家”，进行跟踪式报道，采写的通讯不但在城市金融报发表，而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主办的《紫光阁》杂志刊登；我曾远涉颇具神秘色彩的中国核试验基地马兰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探访生活在这方神奇热土上专为部队服务的工行人的音容笑貌……
这一切，脚底板当然受累，然而既有付出的艰辛，更有收获的快乐。特别是那年去新疆，我在完成金融报道任务的同时，自我加压，深入考察了维族食品——馕的“身世”和维族民俗食俗，写出一篇特写《与“馕”共舞》，此文在《新疆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后2006年被推荐参评中国新闻奖，幸运地在数千篇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第16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
当记者经常要与各种会议打交道，如何从会议中采访写出不落俗套的有价值的新闻稿件，无疑对记者功力是一个考验。1995年5月下旬，由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牵头，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金融研讨会，邀请80多位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就西安能否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进行研讨。其中有于光远、樊纲、张曙光、李扬、王国刚等一批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这既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又是一次宝贵的新闻采访机会，报社派我驻会抓第一手信息，我高兴极了，于报道的当日就住进了会场所在的西安建国饭店。研讨会开始后，每天我就像打仗一样，既要听会，又要看材料，专家发言时要一边记录、一边录音，还要逐个抓拍他们的肖像。会议日程安排得很紧凑，除了研讨还穿插有参观调研活动，去了几处重点企业和高新开发区。我手持一个小录音机，紧紧跟随预定的重点采访对象，尽可能地把他们在活动中间随机发表的观点记录下来。回到宾馆后，我还要想方设法找他们单独采访，并连夜通过你自己的笔记和录音，整理出稿件。那几天，确实是“紧张劳累并快乐着”，收获很大。
于光远那年81岁，精神矍铄，精力很充沛。他是2013年9月去世的，享年98岁。距离我采访他时隔17年，但彼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这位很健谈的老人，在研讨会上鲜明地阐述了“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文化”，“金融意识、金融与科技相结合的意识，更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的观点。 他还不辞辛苦地参观考察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西安飞机制造公司，重点了解了西安地区金融与科技结合的情况。我参与了于老的所有活动，用录音机和采访本详细记录了于老的即兴谈话、插话，甚至独自的感慨 。会后，我将于光远大会发言的要点和当地考验查证时发表的言论加以整理归纳，写出《于光远纵论“金融+科技”》的稿子，在城市金融报发表。次年，此稿荣获陕西新闻奖二等奖。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樊纲，是经济学家中的“少壮派”，名气很大。除了听他的大会发言外，我利用晚饭后休息时间，特意到他房间去作了专访。樊纲小我五六岁，但也插过队、当过知青，所以有共同语言，很容易沟通。他侃侃而谈，思路十分敏捷。 特别是他讲了一段切中时弊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发展金融市场，政府要减少干预、参与，那么政府做什么呢？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一套规范，提供一个场所，让大家来炒作，政府自己不炒作。现在的问题是，全国不少城市虽然都在提建立金融中心的口号，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就是政府自己也参与炒作，什么某某中心、某某公司，不少是政府明里暗里搞的。政府自己这样一搞，不但金融秩序无法维持，而且马上就会产生行政机构之间的矛盾。我们过去的许多问题都发生在政府既当裁判又踢球上，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对真正该管的也管不了了。因此，政府的力量要花在提供服务和加强管理上，而不是自己去开公司。这番见解，至今仍有现实针对性。对樊纲的采访，我写成《金融中心与长期资金市场——樊纲访谈录》发表在城市金融报一版。由于谈得投机，樊纲还专门为我们报纸题词“改革金融体制，发展城市经济”，也一并随这篇专访刊出，为报纸增色不少。
除于、樊之外，我围绕若干金融热点焦点问题对张曙光、李扬、王国刚等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深度采访，在城市金融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系列性独家报道，从而较好地完成了这次会议采访任务。
在许多人的眼里，煤矿是出煤的地方，也是发生矿难的地方，是给人类奉献光和热的地方，也是充满黑暗和恐怖的地方。那黑黢黢的矿井，永远洋溢着神秘的魅力和诱惑。然而，有多少人真正下过矿井、线年元月，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下到了煤矿的深处，亲眼目睹了一线煤炭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况，灵魂受到一次洗礼。那年春节前，我去工行山西大同矿务局支行采访。这个支行是专门为大同矿务局服务的金融机构，业绩不错。为增加写稿的感性认识，我提出要下矿井去“体验生活”。支行行长侯喜担心出危险，开始极力劝阻，并说他这个矿工的儿子还从来没下过矿井呢！我笑道：“那正好补上这一课，不然将来写回忆录，有这么个空白点该多么遗憾啊！”元月11日上午，我们来到大同矿务局一座近五十年的老矿——晋华宫煤矿，换上工作服，脖项里围了毛巾，腰带上吊着电瓶，安全帽上亮着矿灯，脚穿高腰雨靴，坐上吊车，缓缓向井下驶去。长长的巷道似乎没有尽头，凉飕飕的风，在耳边“呼呼”滑过，大约二三十分钟后，我们才下到井底，据说这里离地面有300多米深。然后是步行，因为采煤区是不断向前推进的，采掘过的巷道，有的废弃了，有的就改为工人上下班必经的通道。巷道里昏黄的灯光忽忽闪闪，我紧随着前面带路的吴矿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脚下尽是污水泥浆，由于心里过度紧张，不一会儿就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大约走了有五六里路的样子，才到了正在开采的掌子面。只见一台硕大的割煤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工作，四周煤粉飞扬，尽管我们带着厚厚的口罩，依然觉得呛得喉咙鼻孔难受。机器发出的响声太大，震得人耳鸣，对面说话都听不清，非得扯开嗓门喊不行。几个面目黝黑的工人，似乎压根儿没有看见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埋着头该干什么干什么。吴矿长找到一位班组长模样的工人在他耳边大声说了句什么，这位汉子才呲着满嘴白牙向我们走来。直至他来到我面前，除了看见他那口特别白的牙齿外，我根本分辨不出他的眉眼长相，眼前晃动的完全是一根壮硕的黑柱子。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也压根儿想不到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会是这样。有了这次体验，我饱含感情撰写的长篇通讯《煤都明珠，熠熠生辉》发表后，备受好评。从这次经历中我也深受启迪： 好新闻确确实实是跑出来的。一个“跑”字，蕴含着记者的职业担当、感情灌注、心力投入，“跑”得越勤快、越深入、越扎实，笔头子就越自如、越有神、越生花。
做好典型报道，让时代楷模深入人心，是城市金融报多年来的既定方针。基于这一共识，在采访实践中，我们记者始终把发现典型、宣扬典型放在第一位。
全国金融业优质服务标兵单位——工行济南大观园支行，从刚一出名起，城市金融报就开始关注，这么多年来一直对其进行追踪报道。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采访结识了曾任大观园储蓄所团委书记、所主任的王愿红，友谊从始至终保持至今。她是工总行树立的“十大杰出青年” ，荣获过全国金融系统五四青年奖章，2007年又回到“娘家”大观园支行担任行长，之后被提拔为工行山东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在她的关照下，近年来我得以对重新崛起的大观园支行进行多次采访，撰写了三四篇长文进行深度报道，这个老牌明星网点的新形象在工行系统乃至全国金融系统再度名声大噪。后来，该行新任行长许龙还被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成为了大观园支行的新亮点，我对此也作过跟进报道。在大观园支行的行史室里，永久陈列着刊登这些报道的城市金融报。
1996年11月，时任工行陕西兴平县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的毛亚社，奋不顾身与歹徒搏斗，被工总行授予“工行卫士”荣誉称号，记一等功，不久又被评为第二届工行十佳青年以及全国十佳青年卫士。我对他进行深入采访，精心策划，做了大篇幅的图片新闻报道，对这个先进典型进行了突出宣扬。后来，毛亚社慢慢的提升，在当了工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后跳槽到陕西首家股份制银行长安银行任行长、董事长，现任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工行湖北省分行原副行长、离休干部王铁生，七十多岁高龄重走长征路宣传革命传统，节衣缩食资助贫寒学子，堪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三次采访、两次到他家深谈，先后撰写了两篇长篇通讯宣传这个模范员。之后，王铁生不仅入选“感动工行”人物，而且被中组部评为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
2001年1月11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全行向青岛胶南市支行学习，并把该行誉为“工商银行县级支行的一面旗帜”。时任工总行行长的姜建清亲临胶南调查研究，盛赞胶南支行“确实是作风硬、业务精、管理严、效益好的典型”。那年早春二月，我赶到胶南支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深度采访，撰写了6200字的通讯《平平淡淡总是真》，率先在媒体上报道了这个先进典型。不久，张淑芳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胶南支行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朱红梅，一个普通的工行基层支行理财经理，2014年荣获第四届“感动工行”员工和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她说，没有城市金融报，就没有我今天的荣誉。朱红梅这个典型，是我去郑州的一次采访中偶然发现、深入挖掘出来的，通过两篇典型报道，小朱名扬全国金融系统并得到上级行的认可，从而顺利收获殊荣。
……这样的典型采访还有许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凡是被城市金融报重点宣传过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读者在受到这些典型的正能量深刻感染的同时，也记住了报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想想，还有比这更令我们深感欣慰的吗！
感恩城市金融报。30年来，这方园地发表了我当记者采写的近二百万字的作品，我也曾因此获得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退休后仍奔走在采访第一线，笔耕不辍。看到现在的城市金融报已发展成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全媒体，充实进来一大批年轻的有生力量，我打心眼里高兴。报社即将迎来40华诞，我谨以一名老报人的名义，衷心祝福城市金融报在以后的岁月里，办出新水平，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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